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日前以公平贸易为名向全球发动关税战，试图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表示，当前美国的政策选择是以牺牲效率换取制造业回流，但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由行业经济属性和国家发展阶段决定，美方政策难以使制造业占比恢复到历史较高水平。

他指出，传统经济学模型追求成本最小化和效率最大化，美国决策团队中有人清楚全球分工下的比较优势理论常识。但从理论构建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看，任何实证意义上的理论都基于某种假设和目标，因此不同国家或某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会选择不同的理论。例如19世纪英国人信奉斯密-李嘉图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德国人则相信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保护国内工业理论；美国早年奉行保护主义理论，战后主张自由贸易，现在又转向关税保护。

卢锋认为，制造业不仅关乎经济效率，也涉及国家安全。过去全球化理论强调供应链效率最优，而如今“安全”已成为核心关注变量，疫情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趋势，欧美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供应链存在系统性风险。然而意愿和目标是一回事，实现目标受到各种客观条件和规律因素制约，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

他进一步指出，特朗普政府高关税与拜登产业政策干预可能会对美国制造业产生局部性或边际性提振影响，但不可能让制造业大规模回流，使得美国重回历史上制造业全面称雄世界的格局。深层经济根源在于被转移的对象部门或产品工序技术和生产率水平较低，无法支持美国高工资、高要素价格。即便是征收平均20%的高额关税，也难以弥补美国人均收入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几倍差距所派生的工资与生产率落差。